1、用定性分析做比较政治学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设置不准确的变量进行对比，这本书里选取的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和印度，在国家建构的根本方式上就不同，简单地归为绿绿、犹太和印度三大宗教的基本模式是不可取的。犹太是流亡政治，印度和阿尔及利亚是殖民地。而且印度是英国间接殖民，和平独立；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直接统治，暴力独立。
2、这本书讲的是殖民地少部分人实现民族解放后，解放的新国家都会被大众营养的原始宗教反扑，最后让现代化成为泡影。其实与其归因于宗教，不如归因于民族主义。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系统结构内彼此平行的部分，宗教也是一个与之平行的部分，但是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趋势，民族主义贯穿于结构每个部分之中。现代化的失败其实是因为宗教中的民族主义趋势，而不是宗教本身。
3、所以，抛开以色列不谈，阿尔及利亚和印度还是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彻底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还需要先进的政党作为先锋队去解放人民。殖民地的解放与现代化往往是精英阶层在推动，这与列宁的观点不谋而合。精英阶层极力主张世俗化，以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动机同时利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么做有两个问题。第一，一些进步思想，诸如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女权运动，受众面小，有阶级局限。第二，民主协商和统一战线意味着妥协，民族主义的落后文化和势力会反扑，民粹会战胜革命者。
1、前天我们谈到海峡两岸在五十年代初期不约而同展开了土地改革，但在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特点是，它是以革命的，是比较激进的方式展开的，而台湾是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的，这当然也是因为两岸的执政当局处于一种不同的时空环境。
2、在中国大陆，土地改革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可以说是和阶级斗争的这样一种理论展开的。现在我们能够了解到，比方说像长期住在中国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和土地改革问题的美国作家韩丁，他在1966年所出版的一本书《翻身》，就很详细地叙述了一个村庄里面土改的前后变化，其中也包括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斗争。另外像中国大陆的读者，特别是老一辈的读者应该比较熟悉的，像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像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还有像很有名的高玉宝写的《半夜鸡叫》等等，都反映了中国土改的这种暴力的性质。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土改本身是一个革命。而革命，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种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
3、当农村它被定为两大阶级，一个是地富，一个是广大的贫下中农，那么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带有革命的色彩，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偏差，出现一些过火行为，我想在任何一场革命中都是难以避免的。
4、中国大陆的土改就很有意思，虽然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3亿多农民分到了7亿多亩的土地，但是实际上中国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从53年54年开始，全各地的农村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互助组，开始出现了一些集体化的苗头，实际上到了五十年代，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社，到了58年，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民私有的土地实际上只有大约三四年的历史，之后就全盘地就集体化了。
1、“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几乎成为人尽皆知的名言了。这句话的全文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事不能太过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2、孔子说：“肉不正不食。”可是，当人饿到了极点，往往不再顾及肉到底正不正了（当然，这不涉及嗟来之食的问题）。有一句俗语叫“死要面子活受罪”，结果往往成了自作自受。中国两千多年的礼教文化，使人们的思想囿于礼法而很难突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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